赵燕静：伟大的七十年：中国城市规划演进的资本—货币视角

【摘要】城市规划的“价值”或“目标功能”决定了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选择。什么是“好”计划，什么是“坏”计划，并不取决于计划本身，而是取决于计划的“目标功能”。在过去的 70 年里，中国城市规划的目标一直是资本货币条件及其生成方式的函数。根据中国资本金供给从短缺、丰富到过剩的发展过程，过去70年的城市规划也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阶段，从而为中国城市化的伟大七十年提供了解释。宏观历史视角。

【关键词】规划历史；成长阶段；资本和货币

摘要：是城市规划的“价值观”或“目标函数”，决定了我们对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选择。什么是“好”计划或什么是“坏”计划，这不取决于计划本身，而是取决于计划的“目标功能”。在过去的 70 年里，城市规划的目标一直是中国资本货币条件及其生成模式的函数。根据中国的资本金供给中国货币发展史的五个阶段，经历了一个从短缺、丰富到过剩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将近70年的城市规划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而为解释“伟大​​的70”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历史视角。中国城市化的岁月。

关键词：规划历史；成长阶段；资金和金钱

一、简介

70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起起落落已成为世界级的历史现象。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城市规划也发生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戏剧性”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是源于城市规划理论本身的演变，而更多是源于中国城市发展的具体实践。

过去7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从历史低点回落（194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10.6%，低于春秋时期的16.0%和战国时期）。 ，近半宋20.0%①，急剧攀升至历史高峰（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历史上超过农村人口），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如此巨大的城市人口增长，这是世界城市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实现过的。相应地，中国的城市规划也有其独特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7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但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载入史册。解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肯定需要多个视角来全面描述这一史诗般的人口和地理变化。其中，城市化资本——货币的获取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视角。如果把经济因素看成是城市化的函数，那么资本货币是对城市化影响最大的自变量。

二、第一阶段（1949—1978）：资本窒息下的城市规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经过多年的战乱，中国处于一片废墟之中，恢复经济发展的最大困难是缺乏资金。传统增长和当前增长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前者不能通过金融工具为未来融资，而只能依靠现有产业剩余的积累。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是传统农业，所有启动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只能来自农业这一主要部门的剩余，几乎是中国通过压缩消费获得工业化初始投资的唯一途径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产业的作用。

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缺乏高度分工所需的货币。在实物货币时代，只有大家都接受（具有流动性）的商品才能成为货币的锚。经济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具有流动性的商品就越稀缺，这意味着货币不足，国民党离开大陆时，几乎带走了所有贵金属和外汇。中国政府只能用实物材料准备，发行数量有限的货币，借鉴苏联低货币依赖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工业化进程。相比之下，中国的货币更加稀缺，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没有达到前苏联的水平（1982年达到64%）。

在资本有限的前提下，中国实际上面临着两难：城市化还是工业化。中国当时的战略​​是先工业化，把用钱少的农业和必须用钱分工的工业分开，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为城市工业化积累资本。为此，需要限制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消耗有限的资金，然后将有限的资金全部投入基础产业。按照这一战略，“低城市化”是“高工业化”的前提。以过去的剩余时间为要获得启动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就必须压缩消费。这意味着高积累下的工业化必然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因为消费领域的家庭必须是轻资产的。

而今天看来“错误”的两个战略选择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过程的痛苦。

第一个战略选择是走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化道路。资本和劳动力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所有的资本短缺都与劳动力过剩有关。大量的劳动力本应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但当时仍处于战争威胁之下的中国，不得不效仿二战前的苏联，强行推行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虽然当时选择这种策略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今天看来，其后果是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差距。

第二个战略与城市息息相关，即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中国选择了工业化优先。这种选择源于当时对城市性质和作用的落后理解。在当时的理论认知中，城市被视为纯粹的消费，产业可以承担生产。在强调积累的“先生产后生活”政策下，城镇化受到压制。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就是基于这种“错误”认识的城镇化战略。

今天人们已经知道，城市化不仅不是工业化的对立面，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取舍。相反，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一部分。所谓“城市”就是一系列公共服务的集合。这些“公共服务”是各行业发展的共同需求，但它们提供了很大一部分成本，比如道路、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 ，家庭需要，但单独自供的成本巨大，而且大多数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城市”提供，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也就是说，城市为各行业提供共享的“重资产”，通过“集体消费”分担固定成本，让这些行业实现“轻资产”运营。

因此，城市化必然是一个资本极度密集的过程，而中国所缺的恰恰是资本。现在看来，去城镇化的工业化不仅没能推动工业化，反而进一步迫使企业“重度”资本化，自备昂贵的基础设施，消耗更多的资本。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生存下去的一定是大型、资产重、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大型国有企业。

1949年至1978年的城市规划离不开资本窒息的背景。虽然北京规划中有“良辰计划”等伟大理念，但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限制“非生产性”城市投资仍是城市规划的主流。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实际上是在“资本—货币”双重缺口约束下的一系列被迫选择。现在看来很“超前”的规划思路（比如“良辰计划”）在当时的环境下并不合适。

当时影响巨大的“1996年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根据苏联的经验，提出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要达到9㎡。据说这个标准是根据人的肺活量来计算的。据周干之先生说：“这9平方米，我们当时称之为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原则，叫‘关心人’”②（李浩，2015）。城市规划，这个标准是所有城市用地和基础设施测算的依据，指标高意味着与之相关的所有规划指标都会上去，所以这个标准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国家计委的反对。用周干之先生的话来说：“用9平，画就大。画大，修路多，做更多的下水道。是我做的吗？当时建下水道很困难，不像现在。于是就有了‘96之争’”③。周先生回忆说：“195年制定的计划< @3、1954大概是195年实施的6、1957。正是因为‘96之争’，才出现了‘反四国’运动”[1]。“核心是起诉‘反四国’运动是为了缩小规模和发展。”、“现在和现在完全相反，现在只怕你个子不高、个子不高、不开心”②。周总的讲话突出了城市规划在不同阶段的完全不同的目标和定位。

现阶段城市规划成果的典型代表是北京。从“良辰计划”的提出到否决，从单中心扩张的城市结构到出台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这些事件背后的根本动因是资金短缺。那时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资本约束下的城市规划与其说是“兴城”规划，不如说是“限城”规划。城市规划在解决“最优增长”问题时，要解决在资本有限的条件下优先城市化或工业化的问题，这与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最优配置”问题类似。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周干之先生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资本建设被压缩’就是压缩城市，产业没有被压缩，至少没有压缩那么多。” ②

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建设项目投资大多来自中央政府，中央计划机关往往扮演“监督者”的角色，监督产业投资和地方政府城建投资是否“合理”，是否他们“挪用”了生产性资金，能否“更省钱”。是否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总之，严格控制各项投资的“非生产”部分。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部门，除少数特大城市外中国货币发展史的五个阶段，大多隶属于建设部门，甚至可有可无。

三、第二阶段（1979-2008）：资本积累下的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的大变革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存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00平方公里左右猛增到2015年的51498平方公里，建成区用了短短30年就爆发了。 8次！如果算上工矿区，面积将达到10万平方公里！ [2]

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中国城市规划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计划不再是为了节省资本，而是为了创造资本。城市不仅不再是消耗有限资本的“消费品”，还成为资本创造的源泉。建设标准不再是越低越好，而是“五年不落后”、“世界视野、国际标准”。城市规划也从建筑学的二级学科提升到了堪比古老而悠久的建筑专业的一级学科。一年一度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已经成为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学科盛会。

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积累模式的转变——长期制约中国的“资本—货币约束”取得历史性突破。

首先，中国开始放弃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违背了自身“资金短缺和劳动力过剩”的资源禀赋，转向“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企业”。 “轻资本”消费品行业。其次，更重要的是，通过“国际经济周期战略”④（中国工业与“多资短工”的先进国家（尤其是资本最多的美国），实现了互补的纵向分工。劳动力-资本大国负责资本增长，中国负责劳动力增长。

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这一历史性事件密不可分。在此之前，金本位制极大地限制了货币供应规模。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直接从殖民地进口原材料来节省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贸易顺差增加货币存量。在商品货币条件下，一国资本货币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另一国资本货币的增加。减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美元从商品货币变成了信用货币。通过贸易逆差，巨额美元为全球贸易提供了流动性，使全球分工成为可能。这也为商品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提供了条件。并最终以市场经济的全面胜利导致“冷战”的结束。

中国的改革开放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将其与最大的信用货币出口国美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 1994年的汇率统一，使人民币由以物质为锚，变为以美元为锚，顺差成为生成人民币的主要方式。因缺乏资本而导致劳动力过剩的中国，通过与因资本过剩而导致劳动力不足的美国的纵向分工，克服了经济问题。成长资本不足的弊端，使过剩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世界产业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巨大的贸易顺差迅速缓解了中国的货币短缺问题。美国是最大的信用货币出口国，逆差不再是资本流失的过程，而是资本创造的过程。中国的顺差并没有“抢走”美国资本。反而为美元带来流动性，中美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3]（中美贸易顺差和逆差变化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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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及其在中美GDP中的占比（2000-2017）

图1 2000-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及其占中美GDP比重